新周报 总第735期

2021-07-12 09:52 知音官网发布

遵义会议: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分水岭
 
       遵义嵌在由黔入川的咽喉。八十余年前,在这样一个视线逼仄的深山弹丸之地,不足4万人数的红军,几经殆灭后险境重生,并在十几年后建立了一个新中国。如果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壮大,视为一条细流历经千转百折后成长为河海的过程,遵义会议,就像这段历史湍流中的那个分水岭。
 
死路
       “长征”并不是最初的叫法,中央红军撤出江西中央苏区后,拟定向西部省份进军的战略路线,当时共产党内部称之为“西征”。
       自1921年诞生后到1935年遵义会议,其中短短14年间,中国共产党走马灯似的换了6个最高领导人,年纪轻轻就备受磨砺的党,来到一个腹背受敌的生死考验节点。
       红一方面军,从长征初期的10万人,到湘江战役后只剩得一半,再到遵义会议时仅剩下3万多,最后到达陕北的只有区区8000人。
       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和湘江血战后,红军一直处于腹背受敌、举步维艰的境况。长征初期,红军队伍将大量粮食、衣被与武器随身携带,还带了不少笨重的机器设备,甚至还包括笤帚、擦机布、破工作服、烂手套等废旧破烂。美国作家埃德加·斯诺曾如此描述此时的红军队伍:“兵工厂拆迁一空,工厂都运走机器,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装在骡子的背上带走,组成了一支奇怪的队伍。”
       这支“奇怪的队伍”负重不堪,面朝八方,何去何从?目的地的选择,成为生死攸关的抉择。按照出发时的计划,红军应该沿湘桂边境北上,到湘西与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合,进一步壮大红军力量,开辟新的根据地。这条线路的初衷没有问题,但在湘江血战后,红军的意图已被国民党知晓,后者布下重兵,设置“口袋”,只待红军自投罗网。
       时任军事指导李德对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博古建议:坚持原路线,挺进湘江。时年27岁的博古曾被称为“黑面木偶”,他形容消瘦,戴一副厚重的高度数眼镜,看谁都隔着一层雾气。对于湘江的“惨胜”,他也自感责任重大,痛心疾首,却一筹莫展。
       实际上,自长征开始至此,随着作战中的不断失利,红军队伍里对错误指挥的不满情绪一直在潜滋暗长,湘江战役后达到了一个顶点。大家对共产国际的质疑也已悄悄弥散开来了,但没人说得上来,具体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。
       多年来,时局动荡不止,风云变幻,中共高层组织也多次变化跌宕,彼时的共产国际,就相当于一个专断的大家长。据俄罗斯公布的中国档案资料,仅1923年至1927年间,联共中央政治局就为中国革命问题召开了122次会议,作出共738个决定,包括领导人选的产生,都必须经过共产国际决定或同意。
       不过,早在湘江战役开始,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大功率电台就被破坏掉了,与共产国际的联络线也断掉了。这也正好给了党和红军一个反思的契机:能不能靠我们自己?因此,某种程度上,遵义会议的“独立自主”是被逼出来的。
 
歧路
       在国民党政权名下的所有作战队伍里,黔军是有名的“双枪”(烟枪、步枪)兵,军力和装备都是最薄弱的。因此,“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,甩掉眼前的强敌,到贵州。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?大路朝天,各走一边嘛!”最强烈的声音来自看上去最虚弱的人。彼时的毛泽东,正面临着政治与身体的双重冷遇处境。在江西瑞金时感染的严重的疟疾折磨着他,甚至几近丧命,同时还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。在多年后,毛泽东愤懑地回忆道:“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,再拿出来,搞得臭得很。”
       “粪坑”指“狭隘经验论”、“富农路线”与“右倾机会主义”,在1931年底相继召开的赣南会议与宁都会议上,王明派去中央苏区各革命根据地的“中央代表”,以这些罪名全盘否定了毛泽东。毛泽东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苏区中央局代书记的职务。
       “中央代表”里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毛泽东辩护。这个挺身而出的人是王稼祥。1933年4月,王稼祥被国民党军队空袭炸穿了肠子,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做完了8小时手术,弹片却无法取出,只能在腹部插着管子,卧在担架上前行。彼时,毛泽东的疟疾也还没有痊愈,甚至越来越严重,他虚弱到同样不得不坐上担架。
       长征开始后,行军劳顿的张闻天偶尔也坐担架休息,担架统一了毛泽东、王稼祥、张闻天三人的前行步伐,在途中、宿营地或篝火旁,他们有了机会共同探讨与分析这一两年来发生在红军身上的一切,彼此的了解越来越深。……(阅读完整内容,请购买当期《新周报》)